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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寻找国际化的“北大森林”
日期:2012-03-09 11:20:11   来源:   评论:0    点击:

 
  
    从最初的京师大学堂与同文馆合并至今,北大创办110余年的历史,“国际化”一直是其不变的办学宗旨。多年来,北大一直没有放弃这种定位,承担西学开路先锋的角色,梦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多方面的精神养分和人才领袖。而自1998年明确提出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愿景之后,北大的国际化进程骤然加速,同时也无须否认出现了许多变革的复杂险象,令外界扼腕惊心。
 
    时势紧迫,不进则退,中国现在虽然早已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时代,但是变革的阻力仍然无处不在。海闻说,“但是大家必须应变,主动去变,若非如此,就无法顺应国际化竞争,无法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
 
    在承继北大传统与延伸国际化疆域之间,海闻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新路。身为北大副校长兼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坦陈自己肩头的重要任务:通过深圳校区的“分企业变革”,推动北大的国际化进程。

 

归国创举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身在海外却时刻关注国内变化的海闻决定回国。那时,他已经在美国留学并从事教学长达10年之久,获得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的终身教职,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
 
    不久之后,和林毅夫在北大小南门外的“面馆谈话”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被戏称为“军机处”的地方,那时的林毅夫和海闻一样,热切希望着能把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接轨。海闻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并担任了四届理事和一届会长。他和国内的关系一直没断,每年暑假都要到北大给研究生上课,还一直交着党费。
 
    “怎么把北大的经济学搞上去?怎么把中国经济学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回来的一个很大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的发展,而不是写多少文章。”
 
进入1994年,当时海闻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部,去了就是副局级;另一个就是回北大,把北大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做起来。

    最终海闻没有选择从政。同期归国的,还有当年“睡下铺的兄弟”易纲。两人会同林毅夫、张维迎等一起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目前国内一流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机构。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新探索,也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开创性尝试。中心实行学校和董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鼓励专职研究人员根据个人学术专长和兴趣对经济管理理论和我国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行研究,迅速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中青年经济学、管理学者。
 
    这是海闻人生的精彩“十年”,作为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从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办公区建筑格局和设计风格,到每个办公室的家具和窗帘,他都亲自到市场上挑选采购,乐此不疲。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知青时代您就一直当老师,是不是这种“教学”情节最终促使您选择回到北大?
 
    海闻(以下简称“海”):最终决定回北大跟我的理念还是一致的。我希翼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尤其是看到中美间经济学的差距,这个想法就更加强烈了。其次我这个人可能做教育工作比较合适,也可能一直在做学校的老师,总觉得做外事工作不适合。
 
    记:当时给自己确定了什么样的目标?
 
    海:我回来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基本的工作就是几个方面。第一,我是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中心的教学安排、研究生项目、本科生的双学位项目,我都要具体管理。设置课程,招收学生,组织活动等我都亲自参与。中心搞好了就是一个样板,它的课程设置,论文要求,甚至包括先容中心的小册子,都希翼能够为别的经济学院系的发展提供一个范例。第二,大家从2001年起创办了中国经济学年会,旨在让全国高校的经济学师生参与对经济问题的规范研究。为什么选2001年呢?寓意是跟世纪同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至少在经济方面,所以大家从世纪之初,就要把经济学年会开起来,已经开了9届了。现在越开越好,已经很成熟了,每年大概有300多篇论文,600多人参加。
 
    记:搭这么大的台子并冠以“中国”的名称,有没有引起非议?
 
    海:当时的确也有不同声音,有人反对,说大家在普及西方经济学,还有人认为“旗子”扯得太大,时机不成熟。我说,不成熟也要上,一定要跳出北大,做一个全国高校和经济学界交流的平台。林毅夫后来也同意了,他说美国经济学年会开始也是很粗糙的,后来越做越好。
 
    记:忙于“搭台子”会不会影响您自己“唱戏”,这会不会影响您自身的学术研究?
 
    海:这个“搭台子”的工作的确让我在学术研究上作了许多牺牲,但是我始终认为,我是搭台的人,不一定非要自己在台上唱戏,请更合适更优秀的人来唱戏比光顾自己唱要好。我的理想是把优秀的学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团体多做一些事情,多影响一些人。
 
    记:这个“影响人”的目的达到了吗?
 
    海:当然是达到了。除了年会以外,大家还做了一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从1999年到现在10年了,就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经济学学术网站,每天都有8万以上人次登录,最多时有十几万人次,纯粹一个学术网站坚持了10年,这就是影响力的作用。
 
南国新局
 
    2008年10月22日,南国燕园——金沙澳门官网下载app,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北京大学的史册。这一天,以促进中国法律教育国际化、推动跨国法律教育为使命的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隆重创院;与此同时,在获得汇丰银行1.5亿元社会捐助后,始创于2004年的北大深圳商学院正式冠名为北大汇丰商学院,海闻亲自兼任该院院长。两个全新学院的诞生,是海闻推手北大国际化的崭新成果。
 
    时势紧迫,如不变革就无法顺应国际化竞争,无法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而通过深圳校区先行一步,既没有本部那么多的历史包袱,又可避开争议和聚焦——这是海闻南下深圳着力经营南国燕园的主要思路。
 
    群贤毕至,“大佬”云集。其中两位“洋面孔”尤其引人注目:一位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另一位是康乃尔大学前校长雷蒙(Jeffrey S。Lehman)。雷蒙曾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法学院院长协会主席,但此时他的新身份是北大国际法学院创院院长——“第一位在中国大学担任全职院长的外国人”。国际法学院采用苏格拉底教学法,鼓励学生和教授之间相互挑战质疑,以推进他们之间对问题的探讨,旨在培养满足国际化需求的法学人才。
 
    “既然是深圳校区,就要突出和本部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一个是发展北大本部没有的学科,与本部形成互补,另一个是做北大想做还没有完全做到的事,就是更加现代化和国际化。”为此,海闻创造性地提出了“前沿领域、交叉学科、应用学术、国际标准”的办学方针和“世界一流国际化校区”的办学目标,一系列改革悄然发生在南国燕园——实行全球招聘,引进一批全球顶尖教授;建立全英文教学体系,在普遍看重实操能力的当下,反其道而行强化理论基础教育;在培养学生深厚学术修养的同时,注重行为操守和北大远见的贯彻……在海闻看来,北大建校百有余年,始终有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体认,那就是西学的开路先锋,是中国现代化、国际化的推动者;北大人必须具备品行自守和趋势远见,唯有如此,才能在每一次变革中担当领先角色,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记:深圳校区这边的步子快了会不会给本部造成压力?您怎么应对?
 
    海: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同时也会有一些助力。大家做的一些事人家不理解。当然,既有不理解的问题,也有体制上的问题。对于北大在深圳创办独立校区,观念上有些人不认同,体制上大家有好多关系还没理顺。理顺与本部的关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揽子解决,另外就是逐步地解决。一揽子解决实践当中我发现比较难,因为牵涉面比较大,所有人都会关注你,阻力也会大些。我现在觉得改革还是一点点进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好,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一边解决。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低调。有一次我跟别的大学校长聊起这边的工作,他说你在那儿悄悄地革命;我说是悄悄的,但不是革命,大家是在改进。
 
    记:为什么您如此钟情推进“国际化”?
 
    海:北大创办至今,国际化一直是办学宗旨。在北大校史的撰写中,曾有人提出,北大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期的太学,但北大历任主政者都不认可这个观点,而是坚定地从戊戌变法的1898年算起,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大始终有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体认:北大是西学的开路先锋,是中国现代化、国际化的推动者。北大在创办之初就开办了国际前沿的专业,包括天文、地质、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动植物学的格致科和教授现代银行学的商科,也聘请了许多“洋教习”。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必须要国际化,要培养大批国际化人才,而北大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愧对于这个国家。你看这次英国《泰晤士报》对全球高校的排名,北大掉到了第52名,落在香港的三所大学后面,主要是大家在国际化程度上的指标不够高。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光对中国是重要的,全世界的大学都在进行国际化改革。
 
    记:聘了全球顶尖的外籍教授,采用全英语教学,这样就算国际化了吗?
 
    海:国际化不光是引进外籍教师、采用英语教学,包括先进的教学理念、有效的行政体制、竞争淘汰的师资选拔机制都得建立起来。大家虽然做了些人事改革,但是在严格实行上还是有学问的差异。在培养综合型创造型人才和发展前沿科学方面,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学科不能分得太细,太细了既不利于学生的发展,也不利于科研的突破。大家的教学行政系统实在复杂,大学里面,学校一级、学院一级、再分系和专业,同一个领域的很多资源造成分隔和争夺,这对科研和教学是很不利的。这也是需要国际化的一个方面。行政部门也要国际化,成为为教学科研和老师学生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官僚机构,现在深圳研究生院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实大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实践蒋梦麟校长讲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大家就是要建立出一个新体制,形成一种新风气,为国家承担起应负的创新研究和培养拔尖人才的历史责任。
 
    记:所以您选择了深圳?在这里推进国际化改革相对容易一些?
 
    海:深圳校区的国际化建设,平地起高楼,历史包袱少一些,可以先做起来再说。而且,深圳市的目标也是要建立一个国际化城市。选择深圳,也是北大一流的学术资源和深圳区域优势相结合的结果。北京和上海都有近百所高校,深圳则寥寥无几。深圳的GDP几乎和北京平起平坐,但缺乏一流的高等教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深圳推进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有两个优势:第一,深圳的社会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支撑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深圳有点像美国当年的加州,开始被人瞧不起,认为是有钱没学问,但加州的高等教育最终异军突起,成为新型高等教育的基地。第二,深圳确实需要一流的高校。再讲大一点的话,这也是国家的需要!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它只能继续成功,不能失败。教育跟不上,深圳没有远景。我说大家北大有责任,帮助深圳在高等教育方面搞上去。
 
    记:在深圳办汇丰商学院和北大已有的光华管理学院冲不冲突?
 
    海:为什么要有冲突?北大汇丰商学院是坐落在深圳的另外一个商学院,跟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组建成北京大学的经济与管理的教学体系。大家的主要区别是地域的不同,而商学院的地域性是很强的,尤其是在职的EMBA和MBA。这有点像美国的加州大学,同一品牌下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校区。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最终定位,就是北大坐落在深圳的一个校区。在这个校区的的各个学院独立于本部的院系,但都是北大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类院系不应存在冲突,而是互补和合作,共同打造北京大学的国际品牌。希翼在中国未来的最好的商学院中,北大光华、北大汇丰和北大国际都名列前茅。
 
    记:能否总结一下深圳校区截止到目前的进展和成果?
 
    海: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目前已拥有7个学院和两个中心,主要在开设新学科、发展交叉研究和提高国际化程度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国际法学院在中国试点J。D。(法律博士)学位教学;商学院则重点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金融领域高端人才;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打破传统的学科划分,搭建了一个非常富于创新性的医药技术教学科研平台;其他学科,如信息工程、环境与能源、城市规划与设计、人文社会科学等也有各自的优势与特色。目前都仍处于创建过程和摸索过程之中,还谈不上有什么成果,希翼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北大的教学科研亮点。
 
“种子”寻找“森林”前奏曲
 
    40年前,在北大荒守望的知青海闻,曾经徜徉在静静的白桦林里,听风声掠过青春的渴望;40年后的今天,他又在深圳熟识了榕树,母树与子树相依相偎,共同成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片森林,枝繁叶茂。
 
    海闻想,自己或许就是一粒寻找的种子,渡尽劫波之后,已经越来越接近地回到森林的怀抱。
 
血书明志
 
    1969年3月,江南淫雨霏霏的早春。17岁的海闻从天堂之城杭州出发,奔赴北大荒插队落户,这是海闻用一封“血书”表达决心后换来的成果。
 
    “怀着基督徒般的情感,感觉自己生下来就有罪,要赎罪,就是这么一种心态。家庭出身不好,要成为革命者,就要首先改造自己,脱胎换骨地改造。”海闻插队的地方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具体地点是红卫公社前卫大队。
 
    在此之前,因为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方式,少年海闻遭受了人生的严重打击: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审”没有通过,他与梦想的重点学校杭一中失之交臂,就像“菜场里的剩菜一样”,被划拉到了一所民办中学。懵懵懂懂的海闻不知所措,为什么自己天生就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烙印?人生的方向又在哪里?
 
    直到有一天,他兴奋地发现,“恩格斯、周恩来这些革命者的出身也不好”,却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他们能,我为什么不可以?”自此,做“革命者”成为海闻的梦想,也开启了他的别样人生。
 
    “文革”时的海闻决定踏上“革命道路”,还兴冲冲参加了校革委会的选举,结果被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右派的儿子休想翻天!”
 
    紧接着的常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去黑龙江,海闻带头报了名,但是“家庭问题”又把他拦在了政审这一关,“连吃苦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固执的海闻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连夜写了一封“血书”!
 
    “虎林县属于珍宝岛地域,那时正好和前苏联有摩擦,他们说我有海外关系,政审不合格,不能去。我就有点急了,写了封血书。那份血书现在应该还在我的档案里。”
 
或许正是由于这份带血的呼告,海闻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他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黑土地,彻底抛开了儿时想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开始了未知命运里的“革命之路”。
 
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纯粹:改造自己,改变命运。
 
十年茫茫
 
    一去就是十年,江南少年海闻转眼长成了“东北大汉”,喝酒、抽烟、吃蒜,割麦、刨粪、垒墙,尤其是割大豆秸,让他的一双手变成了天然的“皮手套”。到了冰天雪地的时节,还要带上玉米饼子和生蒜,步行15里地去修水利。
 
    和他一块去插队的知青,有的再也没能回来。
 
    “有一个知青掉进了河里,他会游泳,但是手被水草缠住了,解不开。岸上的人不会游泳,就扔镰刀想砍断水草。扔不准,扔在他头上,胳膊上,肩膀上,血肉模糊。最后他实在撑不住了,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就沉下去了……”
 
    艰苦的岁月映衬着生命的脆弱。一次,一个当炊事员的知青“顺”来一块肉,大家炒了下酒,喝着喝着就唱起了歌,唱到最后所有人一起嚎啕大哭。
 
    尽管如此,那时候的海闻,也从未动摇过当革命者的梦想。
 
    “我是村里出了名的‘出活的’,很多人就是磨洋工,我在两年内就拿到‘一等工’,也就是农民最高的工分。”
 
    “当时农村盛行‘大寨评工法’,自己说应该拿多少工分。我很谦虚,我说我三等工吧。队长就说该拿二等工。结果有一个农民,他是车把式,队里最利害的,他说海闻干活不错,但技术上还应该磨练,还差一截子。队长说,正因为技术上还需要磨练,所以是二等工,要不然就是一等工了。我当时特别感激,觉得自己没有因为出身被农民看不起,他们在我最苦难的时候包容了我。”
 
    冥冥中自有天意,不久,海闻接到通知,让他到村小学去当教员。一开始海闻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71年的那个早晨,海闻认可了大队书记的说法:“帮助贫下中农的孩子学学问,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种方式”,他认真思考了一番,觉得这个方式不错,在教孩子们读书的同时,自己也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乡村教员的生涯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海闻还担任了公社中学副校长。海闻说,记不清有多少双渴望读书的眼睛曾经注视着自己,如今,当他站上北大五百人的大讲堂,依然能“看”到那些眼光像星辰般闪动,挥之不去。
 
    这也许是海闻最终成为一名教育者的起因。
 
梦想上学
 
    几年后出现了知青返城潮,但认定自己一生将留在农村的海闻没有闻风而动,乡村小学的教学生涯让他体会到常识的宝贵,他一心想寻找重新上学的机会。
 
但是,出身问题再次成为海闻的梦魇,“政审”又一次跳出来给他以迎头痛击。
 
    “好多同学慢慢都被推荐上了大学,很多远不如我的也走了……”1973年,邓小平的短暂复出给了海闻一次考试的机会,小心翼翼的海闻选择了一个冷僻专业——东北林学院道路工程系,“去深山老林修路总可以了吧?”——装着他出色成绩单的档案又被退了回来。
 
    “第一次村里推荐我,公社把我拿掉了;第二次公社推荐我,县里又把我拿掉了;等到了第三次,报考东北林学院道路工程专业,县里也推荐了,结果学校说是保密专业,还是没要我!”
 
    伤心的海闻倍感失落。接下来生产队干脆就不推荐他了,大队书记开会说了:“现在这种情况,再推荐他也是‘瞎’名额”。然而,贫下中农并没有抛弃他,而是开始了发展这个出身不好但表现积极的知青入党的艰难历程。
 
    海闻说,自己最不容易的,是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入了党。
 
    “1975年,村党总支同意我的入党申请,报上去,公社不同意。1976年又报,公社同意了,县里不同意,都是因为我家有海外关系,政审不合格。”
 
    几经波折,结局颇具戏剧性。
 
    当时国内热映《保密局的枪声》,影片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随国民党潜伏到了海外。看了这个影片,海闻的一位朋友去对公社书记说,不应该把“海外关系”作为入党的考察因素:他自己本人肯定没问题,他家人去海外的,有可能是国民党,也可能是地下党。如果是地下党,这不让人家白白蒙受冤屈吗?就这么一句话,说服了书记,批准海闻入党。
 
    对于年轻的海闻来说,这无疑是“革命道路”上最大的褒奖!
 
燕园求索

 
    1977年冬,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知青海闻的人生拐了一个急弯。“全面恢复高考”让海闻有幸走进梦寐以求的考场,铺开的试卷有如一片金黄的麦田,他“割”了一把人生最美好的“麦子”。
 
    在此之前的夏天,海闻正好到北京出差,还正好住在北大西门附近的一个疗养院,“我站在北大的大门外,往里面看了半天都没敢进去,特别羡慕,又特别失落。当时我想,自己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跨进大学校门呢?”
 
    这一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录取比例为29:1。无论现在人们是否承认“高考改变命运”这一命题,海闻的人生新路确实从这里开始了。海闻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图书馆学系,结果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了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这些顶尖经济学家云集的经济学系。这真是世事难料!
 
    从此,未名湖畔的男生寝室,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经常发生激烈争论,熄灯后仍然不止。争论的焦点通常集中在“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企业自主权的范围如何界定”、“什么是民主政治”、“物价如何放开”这些当时还比较新潮的话题。
 
    一起“卧谈”的室友,有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总经理于华,中和应泰管理顾问企业董事长金立佐,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克洪等,班里还有现在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丘小雄,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等等。这些人的命运都在那个时间发生转折,并影响着现在的中国。
 
    “大家不太关心具体成绩,也不讨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大家只讨论国家大事。”回忆起当年的“燕园卧谈”,海闻说,现在看似平常的事,当时争论得很激烈,比如能否开办私人企业?企业有没有雇人的权力?甚至企业能不能自主发奖金,这都是不确定的。
 
    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海闻开始思考中国的经济现状。平时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海闻会用自己的判断去理解、分析事实,他用了“冲击和挑战”来形容当时的状况。
 
    是时,经历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在启动。1978年的大年初一,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飞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是在那一年,邓小平入选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随着眼界的逐渐开阔,出国留学的念头也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诞生。“大家拿着小板凳在大礼堂看影片,一帮同学就开始讨论,为什么邓小平有改革的思想?结论是邓小平出过国,见过世面……”
 
    讨论有时也忽发奇想,他们想给中央领导写信,希翼国家支撑出国勤工俭学。“出去的目的就是想学学、看看,到底人家是怎么搞建设怎么搞经济的?”最终,海闻付诸于行动,北大一毕业就登上了自费赴美留学的道路。
 
    1982年至1992年,对海闻来说又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十年”。他先于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最终获得福特路易斯学院的终身教职,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
 
    但那个时候的海闻,依然有一种“革命尚未成功”的感觉。他总想再做些什么,为了曾经的青春誓言和梦想。他在等待归国的机会,等待一个能把中国经济学和国际接轨的契机……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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