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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旭:大家不可以停止探索
日期:2012-03-05 16:41:10   来源:   评论:0    点击:

大家不可以停止探索

——专访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耿旭院长

/陈婉

大家的采访在耿院长办公室里进行。耿院长身后墙上悬挂着一幅醒目的“求索”,他笑称自己对这幅字“一见如故”。透过这幅“求索”,大家似乎可以体会到这位满头银发、神采奕奕的长者不断追寻更高境界的努力。

问:身为美国两个学院 FellowAAAS Fellow & ASA Fellow),是什么动力使您回到中国工作?

耿:确实,适应新的环境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我在国外生活了40多年,其间在加州大学做教授有30多年,国内外的系统各方面不尽相同。我几乎每年都会到中国来,跟一些研究单位或者高校有合作,但是在这边生活还是不太一样。你问我为什么回来,我觉得T.S. Eliot(英国著名作家、诗人)的一句话特别能够抓住我内心的感觉。他说:“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大家不可停止探索,因为在探索的终点,大家会达到原来的起点,并且第一次认识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句话很能描述我的人生经历。正如我墙上贴着的这幅“求索”,这是中国人的求索,源自屈原的《离骚》。我认为这里的“求”跟“索”是让大家不断尝试、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的推动力。屈原热情抒发《离骚》之后继续求索,抒写《天问》,可惜的是,最终他却在对能得到的回应不再存有任何希翼时投江而去。 如果他能继续求索,他就会继续为生命奋斗。对我而言,回到中国也存在这样一个推动过程;我要不断的求索,为我所求所索的寻找答案,做一些事情。Eliot的话对我来讲还有另一层意思,我出生于中国,在国外生活多年,现在回到中国,正是回到了原始的起点,并且让我真正开始认识中国。我觉得回来是件很好的事情,某种意义上完成一个生命的周期,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问:您觉得这次回到中国的任务是什么呢?

耿:当然这次来是有特别的任务,北大的海闻校长请我过来发展环境方面的学科,筹备环境与能源学院的建院工作。这么多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一直都直接参与环境持续性发展的研究教育工作。生态环境学里有一个定律,那就是环境里的每一件事物都和另一件事物有关。所以环境问题跟每一个问题都有关。爱因斯坦说过,‘除了我本身以外的,统统是环境’。换句话说,人无法离开环境,人在环境之中,人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环境问题其实也反映出大家自己的问题。自从有了人类就存在环境问题,尤其在上个世纪,人类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已经回过头来跟大家算老账,造成人类的健康问题和生活质量的降低,这些开始让大家认识到,大家跟环境的关系是如此复杂地生死与共。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造因是能源的任意滥用。当然没有能源就没有人类的诞生,没有能源所有的东西都是无限的静止、永久的死亡。大家的环境,大家自己,都是由能源激发,推动、产生出来的,因此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是不能脱开谈的。大家在建院之初即确立了这个概念,所以大家叫‘环能’学院。

很长一段的过去,人将环境问题跟能源问题分开谈,一方面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积极开发几亿年存积的固体液体能源,好像是两条平行同时发展的道路。近几十年来,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能源问题的严重性。终于在全球气候变迁的议题上,两条线交叉了。现在大家认识到环境问题其实跟能源问题是一体的两面,从解决问题的角度上来看,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大家研究环境问题不可能不考虑能源问题,研究能源问题的时候也不可能撇开环境不谈。首先,在研究思路上,应将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作为大家研究的出发点;其次,在教育方面,使得学生对面临的挑战有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全面的认识。我希翼“环能”将来变成一个新的名词,而不是分开的“环境”与“能源”。最后,我想强调使命感。如众所周知,环境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最关心的问题,人们‘求索’着尽快有个妥善解决方案。这是个时代呐喊的需求,大家不能无动于衷。问题是严峻的,机会也是令人鼓舞的。我希翼有更多的有志年轻人能投身到低碳环保的事业中,为回应人类的呐喊做贡献。做贡献就是大家学院的的使命。大家的研究是针对需求,解决问题,这种研究是负有使命的研究——“Mission oriented research”。 一个有使命的研究是不分应用或理论,是个有效解决问题的研究。理论和应用好比常识和智慧,即使你有很渊博的常识,运用的时候仍需要智慧。比如说遗传基因学,现在大家都关心GMO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转基因技术)有没有问题。所有的技术都可能有问题,所有的技术都可能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去用。正确使用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群,错误使用可以导致万众沉沦。生物技术也是一样。可见应用是需要智慧的。中国人讲的教育是传道授业解惑。授业是常识,传道是智慧,惑是问题,道是讲如何用常识来解决问题。对大家环能学院来说是如何利用(传道)大家的常识和经验加上创新的能力(授业)来恢复所破坏的自然环境的生态功能,改善并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有效的利用再生能源,保证社会文明持续健康发展(解惑)。 这就是我来的任务和使命。

 

问:您认为环能学院的建设对深圳低碳环保会产生什么意义?

耿:环能学院是个计划生育的产品也是应运而生。大家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低碳环保。我在来校之初就和海闻校长沟通过成立环能学院的想法,新学科建设也是朝着这个方向筹划。刚好同深圳、中国甚至世界的发展趋势吻合。所以我说是计划生育也是应运而生。大家的目标是建立新环能前沿学科,树立低碳科研教学培训典范,教育并储备有能力解决环能问题的科技人才,提供解决区域和全球性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技术方案。建立与公众、政府和企业团体长期互动合作机制,共同努力为满足人类社会对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做贡献。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最初想到环能学院的时候,“低碳”这个名词并没有这么流行,后来“低碳”名词突然一下子在全球范围内爆炸开来,大家都在谈论这个话题。环能学院恰逢时而生。我觉得是一个巧遇,但并不是一个偶然。因为时间到了,大家想的、关心的问题开始聚集在一起。环能学院的成立正迎合深圳发展的整体目标,并与这个目标融合在一起了。

 

问:以您在国外多年的经验来看,中国低碳环保与美国的不同?

耿:你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不可能给予,不知道的事情不可能做。很多环境问题,都是通过学习的过程才理解并被认识的。美国3040年代也有过很严重的环境问题,他们从这个过程学到怎么去处理、怎么去修正,才使得环境慢慢改善。欧美的环保意识与经验走在大家前面,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个过程,大家才刚开始。这是个学习的过程。但从理念方面看这个问题,中国不落后。欧美30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大家短期内就可以学到。许多环保技术也是可以转让,改进更适合国情。如果谈到具体实施,那就是决心问题:政府的决心、民众的决心、教育的决心。但有一个原则必须明确——敬重自然。自然的现象必须敬重,违背自然势必会导致环境恶化问题。举例而言,中国西北是干旱地区,加之农业和工业发展、快速城市化,造成水资源的分配失调,成为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针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南水北调、东水西迁,那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措施。中国的山区在西部,地势西高东低,水流趋势自西向东,从东往西运水将打破天然屏障。南水北调方案中,水系亦是从西向东流,南水北调要影响天然水系的流向,才能将水调到北方,这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大家要懂得如何敬重自然,人类可以调整自身来适应环境,却不可以改变环境来适应大家,如此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自然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重要性在于,她不仅对生态有着巨大的影响,更是人类持续性发展的基石。大家必须了解自然的循环系统,敬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西方国家这些教训是学到了,中国还在学习、在求索,希翼在求索的过程中不要再犯大的错误。

 

问:在您看来,深圳这座城市的学问特点是什么?

耿:有人说深圳是没有学问的,相比中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深圳才短短30年历史。从中国学问角度看深圳,可以说深圳是没有中国古老学问的地方。但是我说深圳不是没有学问,是很多人还不能体会的创新学问,是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新学问。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说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历史发展过程是完全相同的,深圳是中国历史上未来的新学问孕育诞生的地方。George Woodcock说:创新者即为开辟者,他们没有创造原作艺术,而是在创造一个崭新人类的新环境,他们不在想象什么叫做乌托邦,他们在为乌托邦造型。深圳的学问是什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眼睛必须往前看,如果往后看的话,根本看不到深圳,因为深圳不存在。往前看,就会发现深圳在开拓一个创举,这个创举即创造新的中国创新环境。深圳为创新而生,它是真正在创造奇迹。深圳做到了原来做不到的,想到了原来想不到的,这就是深圳学问。人们将会发现在中国有这么一颗灿烂的明星在发光,作为崭新的世界先锋潮流的先行者,不让中国学问只在历史称霸而是当今称雄。乌托邦是一个空想的东西,但深圳不是,深圳在创造一个乌托邦,深圳为乌托邦下定义,深圳为所谓的乌托邦定型,让大家后代可以看见一个实际乌托邦,从深圳而来。深圳学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是为未来创造学问历史。深圳提供了一个创造的环境以至于深圳人是创新人。

 

问:您认为深圳低碳发展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耿:所有的限制因素均是限制潜力发挥作用的因素。限制潜力发挥作用,而潜力是无穷尽的。当然限制因素很多,从政策、教育、人才培育跟吸引的各种资源方面来看,都有一定限制因素。深圳虽然是一个创新城市,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却仍然存在不少限制因素未让它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想到是头一关,因此限制因素的头一关便是思路问题。为什么大学建在这儿,我觉得深圳需要了解大学可以为它做的工作,大学可以成为深圳思路上的先导者、开拓者,引领整个深圳向前走。大学除了教育人才,最重要的任务是提供想法和思路,如果大学只是依据陈旧的教科书一代一代教下去,这个大学并没有负起教育的责任。透过北京大学的历史,我常常在想:傅斯年、蒋梦麟,胡适之这些大师到底创造的是什么?追根究底是思路,他们打开的是大家过去已经僵化、没有了解到没有看到的想法和看法。如果大家没有思路、没有想法,便辜负了北大的历史。大家常常在叹气,为什么今天大学没有大师级的人物?大师级的老师不在他本身创造的东西,而是能提供可以让别人创造的思路和环境,使得更多新的理念孕育、开花,这个叫大师级。作为北大、作为环能学院,大家需要头一个打开的是思路,是广阔的胸怀跟开阔的思想,能带领社会,带领城市,打破限制因素,不断的创新,使得城市的潜能更大地发挥。

 

问:您个人出资在环能学院设立院长节能减排奖,是否也是基于打开同学们思路的考虑呢?

耿:当初设立节能减排奖的目的确实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由学院提供简单的条件,让学生自由发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使学生开始思考,怎么做可以对实际产生贡献,这个是好的,至于项目本身倒是其次。目前大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如大家的步行电梯,环保宣传,垃圾分类,及自行车项目。也受到社区、南山环保局的重视,当然大家还要继续推进,不单单是自行车的骑行和租赁,大家要结合科研平台,把项目深入下去。这就需要同学们持续的思考,提出问题并提出想法解决问题。美国的一位诗人、评论家Oliver Wendell Holmes讲过一句话,“A man may fulfill the object of his existence by asking a question he cannot answer, and attempting a task he cannot achieve(人可以通过追问他不能回答的问题、尝试他不能完成的任务而实现其存在意义)”。这跟大众的想法相反,因为普通人通常想,如果我有一个目标,我一定要达到它。但Oliver说,一个人要完成生命中的目标,可能是问一个答不出来的问题,可能是做一件做不到的事。既然问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做一件做不到的事情,怎么能达到生命的目的呢?这个是让你不停的去找答案,不断的去尝试,而这个不停、不断可能就达到你生命的目的,表示你存在了。如果你不再问问题,生命基本也终结了。所以需要问一个你永远无法作答的问题,使得自己不断前进。

这就回到了大家一开始谈的——求索。我也在不断地提出问题,更确切的说是一连串的问题,因为在寻求一个问题答案的同时我会发现好几个新的问题,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促使你不断地向前跑。Oliver这句话很有道理,你的人生是个永远问不完的问题,看着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的,一直往前奔跑。或许求索,奔跑,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到达本身。

 

问:您能不能先容一下环能学院与南山区的合作情况?

耿:南山区拥有一批非常有远见、有抱负的官员,很多负责任的官员本身就可以称为环保主义者,他们对环境的问题是认真的、是想有所作为的,这也是促使北大可以跟南山政府合作的基础。因为这与北大的理念是相同的,双方都期待在环境方面为该地区做贡献。因此,这个结合是非常自然,非常融洽的。

北大跟南山区政府的合作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南山区为大家提供很多条件,使大家有机会召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这些国际会议是促进政府、企业、跟学术界交流的平台。换而言之,南山政府为环保、为新能源搭建了一个舞台,北大邀请全世界顶级的跳舞者到这里表演。没有舞台,表演者无从表演;有舞台没有表演者,舞台摆在那里也是空虚的。比如今年4月份北大和深圳市南山区科学技术协会、世界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0低碳发展国际论坛(深圳)”。此次论坛有自中美日及港台地区的政界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近400人出席。与会专家学者就低碳交通和清洁燃油、半导体LED照明及节能技术、生物能源研究及技术开发、低碳发展中能源与环境的问题、低碳社区和低碳城市建设进行了集中讨论。会议最终使得三大环能项目落户深圳,三大项目分别是: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牛津大学三所高校学生培养的科研合作、北京大学-加州大学绿色照明系统实验室的建立以及南山中美低碳发展促进会的成立。其次,大家现在许多学生活动、普教活动是来自南山区科协的支撑。南山环保局的资助又使大家得以搭建能源信息平台、进行绿色建筑的项目,并给大家机会提供思路,提供技术支撑,参与为深圳、为南山打造“一园一院” (环保科技产业园;环保技术研究院)的计划。大家希翼与南山的合作可以开拓一个双赢的良好局面,共同为南山的建设献策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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