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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北大国际法学院院长雷蒙教授
日期:2012-02-21 14:02:32   来源:   评论:0    点击:

   情系中国跨越国界促进多元
 
    ■人物名片
 
  杰弗里·雷蒙(JeffreyS.Lehman)美国著名法学家,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中美法律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主席。1977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修数学),1981年获得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耶鲁大学法学院等从事法律工作。1987年至2003年就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和公共政策教授、法学院院长,《密歇根法律评论》主编。2003年起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2005年获得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在学生时代,青年雷蒙从高中开始学习法语,在大学期间他选修了法国文学课程。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去参观纽约市博物馆,正在欣赏馆藏的法国挂毯,此时过来一个法国旅游团,一位导游正在用法语先容这些法国挂毯。他努力地倾听法语导游的先容,尽管在校学习法语多年,但对导游的讲解仍然不知所云。博物馆的这次遭遇使年轻的雷蒙认识到,不精通法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法国学问。因此,他下定决心到法国去,到那里学习、生活和旅游。
  大学三年级整整一年,雷蒙都留在法国,住在一个法国家庭中,在法国大学里听课,在巴黎穿街走巷,吃法国菜,看法国影片,他的法语很快就流利起来,开始懂得法国人怎样生活、工作和思考,开始理解法国的艺术和思想。
  在这一年结束后,他回到了美国。他惊讶地发现美国与法国那么地不同,他有些怀念他在法国曾经那么熟悉的那些事情。回国后的雷蒙,仍然是地道的美国青年,依然如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已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美国青年,在其内心中,他是半个法国人———他眼里看到特别的东西都会同时从两个方面去思考,从美国的角度和法国的角度。
  法国经历丰富了年轻雷蒙的常识,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从而,使他可以超越舒适、熟悉的国度,来到遥远陌生的异国,接受新环境的挑战,体会不同的生活,包容思想和学问的差异,接受不同文明的洗礼。
 
    ■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大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
  ■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并一直致力于中美法律领域交流,在这10年里,中美法学交流已经成为我法学教育生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从院长到校长———务实的实践
 
  记者:您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职务长达9年,是当时全美最年轻的法学院院长,曾出任全美法学院院长协会的主席,被美国《国家法律期刊》评为40位“法学新星”之一。在这9年间您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雷蒙:在就任院长期间,我积极推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同世界各国著名法学院的交流合作,并注重在公共服务、法学写作及国际法等领域进行创新。由我主编的《密歇根法律评论》曾获得亨利·贝茨奖。我尤其重视法学院在社区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创建了城市社区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有关政府和机构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城市社区的法律援助问题,我非常乐于提供咨询和帮助。
  记者:2003年起您担任了康奈尔大学校长一职。从法学院院长到常春藤名校的校长,您始终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就职不久就在短短4个月内主持修改了具有140多年历史的康奈尔大学标志,并把它印在制作成中文的宣传册上。这样一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否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困难?
  雷蒙:恰恰相反,康大的办学传统与我的人生观和办学理想非常默契,使得我在康大的改革得到很多支撑。我对康奈尔大学传统的解读,归纳起来就是“革命的康大,亲爱的康大”。说它革命,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康奈尔大学建立于1855年,那时美国各大名校有宗教倾向,只收男生,而且一般只教经典科目,如数学、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康大不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准备接纳信仰各种宗教的男、女学生,提供一切他们愿意学习的科目。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亲爱的康大”,则源于学生们大多都会爱上它的事实,就算毕业了也还是非常忠诚。
 
  从“跨国”到“多元”———激情的改革
 
  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尔曾这样评价您:“康奈尔大学如此幸运地请到才华横溢的雷蒙做校长,这不仅仅会使康奈尔大学受益,而且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福音。雷蒙是一位杰出的学界领袖。他对把大学办成与社会相融的组织怀有真诚的信仰。”你的办学理念在高等教育界可说是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能请您先容一下吗?
  雷蒙:作为一名校长,我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对外,面对其他大学、政府和全世界,我是康大的代表;对内,人们希望我向整个康大提供帮助,包括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然而他们对康大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要帮助他们建立对大家的目标、历史和未来方向的一种共识。
  作为一名改革者,我认为应当树立“跨国大学”的理念。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记者:您曾在2003年获得“美国有色人种协会”颁发的“国家公正奖”,而这源于一场您被卷入的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的、源于“平权法案”引起的长达6年的诉讼,您是当事者之一。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案件的判决使得美国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使您在美国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威名远扬。教育的多样化是您极力推崇的另一大理念,能否请您谈谈?
  雷蒙:我曾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基于康大这一形象,进入21世纪大家应该怎样做?我一直认为其中一点是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所多元化的大学、一所跨国的大学,将服务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国家的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大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这就是我在康大努力推广的理念。
 
  从美国到中国———热情的推动
 
  记者:您曾用“百年伙伴”来形容康奈尔大学与中国深厚的渊源,能请您简单先容一下吗?
  雷蒙:是的,早在1879年,康奈尔大学就开设了第一门汉语课程。20世纪初叶,康大成为对中国留学生最有吸引力的美国大学,第一位毕业于康大的中国留学生施肇基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此外,力促中国近代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新学问运动”主要领导者胡适,中国语言学先驱、缔造语文改革的赵元任,杰出的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等人,都是康大的毕业生。
  记者:您曾多次率团代表康奈尔大学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多所高校开展了教学与科研的合作项目,积极推动着中美两国教育、法律相关问题的交流。您觉得中美两国在教育和法律领域内的交流合作有何重要意义?
  雷蒙:我上任伊始就致力于巩固康大在学术上的地位,并坚信这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康大与中国的合作成功与否。大家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和法学教育也呈现出相互借鉴甚至融合的趋势,而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国家,尽管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两国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也有较大差异,但世界的发展大趋势需要两国在政治、经济、学问、法律等各个层面寻找更多的共同话题,并展开广泛、深刻的合作。社会的发展使得大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相似,大家需要一种更为广泛合作的常设机构,加强彼此的联系与沟通。
 
  从北京到深圳———坚韧的开拓
 
  记者:2008年中国法学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国内知名大学相继采取行动。浙大将法学院冠名为“光华法学院”,并宣示自己重新实践起“教授治校”的理念;上海交大将法学院冠名为“凯原法学院”,并请著名学者季卫东教授担任院长;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正式挂牌。也就是在这年,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在深圳成立。作为创院院长,能请您谈谈学院创立的故事吗?
  雷蒙:正如你所说,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新时期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家们开始寻找各种对策。海闻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也萌生了创办一所按照最新、最高国际标准开展法律职业教育的法学院的想法。当他在纽约与我交流这个想法时,我发现大家有惊人一致的当下判断与共同语言,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并一直致力于中美法律领域的交流,在这10年里,中美法学交流已经成为我法学教育生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当海闻副校长来纽约找到我,希翼我出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创院院长一职时,我本人深感荣幸!
 
  从中国到世界———真切的祝福
 
  记者:2008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中国第一个法律博士(JD)学位教育项目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深圳)正式启动。法律博士(JD)学位教育项目发端于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渐至成为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通行模式。那么,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是否简单地复制此种模式呢?
  雷蒙:并非如此。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律精英,易言之,尽管北大国际法学院实行的是美式风格的法律教育,但其落脚点和最终关切却始终在中国。其一是北大国际法学院开展的是中国的法律博士(JD)教育,它是北京大学开设的一种法律学位教育,最终取得的也是北京大学的学位;其二,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教育最大的特色是国际化,学生不只单纯地学习中国法或美国法,还要学习欧盟法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重要法律制度,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目标很明确地定位在培养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并熟练运用跨国法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
  记者:也就是说,尽管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教育在培养目标、模式、师资、教学等诸方面与中国目前的本土法学院有很大不同(全英文培养环境、国际化师资队伍、与国际同步的教学设计),但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做一种“非我族类”的姿态宣示,而是要让学生在中国本土就能体验和收获真实的国际化法律学习与训练环境,从而在常识养成、视野拓展、思维锻炼、技能培训等方面全面与国际接轨,立足中国,融通世界。
  雷蒙:确实如此。北大国际法学院不求大,但求做到最好。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教育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法律教育,希翼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毕业生是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利益、能在全球化的法律舞台充分施展的国际化法律人才,希翼根植于中国的北大国际法学院法律博士教育,假以时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法律职业教育。
   情系中国跨越国界促进多元
 
    ■人物名片
 
  杰弗里·雷蒙(JeffreyS.Lehman)美国著名法学家,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中美法律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主席。1977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修数学),1981年获得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耶鲁大学法学院等从事法律工作。1987年至2003年就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和公共政策教授、法学院院长,《密歇根法律评论》主编。2003年起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2005年获得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在学生时代,青年雷蒙从高中开始学习法语,在大学期间他选修了法国文学课程。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去参观纽约市博物馆,正在欣赏馆藏的法国挂毯,此时过来一个法国旅游团,一位导游正在用法语先容这些法国挂毯。他努力地倾听法语导游的先容,尽管在校学习法语多年,但对导游的讲解仍然不知所云。博物馆的这次遭遇使年轻的雷蒙认识到,不精通法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法国学问。因此,他下定决心到法国去,到那里学习、生活和旅游。
  大学三年级整整一年,雷蒙都留在法国,住在一个法国家庭中,在法国大学里听课,在巴黎穿街走巷,吃法国菜,看法国影片,他的法语很快就流利起来,开始懂得法国人怎样生活、工作和思考,开始理解法国的艺术和思想。
  在这一年结束后,他回到了美国。他惊讶地发现美国与法国那么地不同,他有些怀念他在法国曾经那么熟悉的那些事情。回国后的雷蒙,仍然是地道的美国青年,依然如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已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美国青年,在其内心中,他是半个法国人———他眼里看到特别的东西都会同时从两个方面去思考,从美国的角度和法国的角度。
  法国经历丰富了年轻雷蒙的常识,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从而,使他可以超越舒适、熟悉的国度,来到遥远陌生的异国,接受新环境的挑战,体会不同的生活,包容思想和学问的差异,接受不同文明的洗礼。
 
    ■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大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
  ■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并一直致力于中美法律领域交流,在这10年里,中美法学交流已经成为我法学教育生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从院长到校长———务实的实践
 
  记者:您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职务长达9年,是当时全美最年轻的法学院院长,曾出任全美法学院院长协会的主席,被美国《国家法律期刊》评为40位“法学新星”之一。在这9年间您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雷蒙:在就任院长期间,我积极推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同世界各国著名法学院的交流合作,并注重在公共服务、法学写作及国际法等领域进行创新。由我主编的《密歇根法律评论》曾获得亨利·贝茨奖。我尤其重视法学院在社区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创建了城市社区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有关政府和机构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城市社区的法律援助问题,我非常乐于提供咨询和帮助。
  记者:2003年起您担任了康奈尔大学校长一职。从法学院院长到常春藤名校的校长,您始终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就职不久就在短短4个月内主持修改了具有140多年历史的康奈尔大学标志,并把它印在制作成中文的宣传册上。这样一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否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困难?
  雷蒙:恰恰相反,康大的办学传统与我的人生观和办学理想非常默契,使得我在康大的改革得到很多支撑。我对康奈尔大学传统的解读,归纳起来就是“革命的康大,亲爱的康大”。说它革命,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康奈尔大学建立于1855年,那时美国各大名校有宗教倾向,只收男生,而且一般只教经典科目,如数学、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康大不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准备接纳信仰各种宗教的男、女学生,提供一切他们愿意学习的科目。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亲爱的康大”,则源于学生们大多都会爱上它的事实,就算毕业了也还是非常忠诚。
 
  从“跨国”到“多元”———激情的改革
 
  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尔曾这样评价您:“康奈尔大学如此幸运地请到才华横溢的雷蒙做校长,这不仅仅会使康奈尔大学受益,而且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福音。雷蒙是一位杰出的学界领袖。他对把大学办成与社会相融的组织怀有真诚的信仰。”你的办学理念在高等教育界可说是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能请您先容一下吗?
  雷蒙:作为一名校长,我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对外,面对其他大学、政府和全世界,我是康大的代表;对内,人们希望我向整个康大提供帮助,包括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然而他们对康大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要帮助他们建立对大家的目标、历史和未来方向的一种共识。
  作为一名改革者,我认为应当树立“跨国大学”的理念。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记者:您曾在2003年获得“美国有色人种协会”颁发的“国家公正奖”,而这源于一场您被卷入的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的、源于“平权法案”引起的长达6年的诉讼,您是当事者之一。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案件的判决使得美国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使您在美国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威名远扬。教育的多样化是您极力推崇的另一大理念,能否请您谈谈?
  雷蒙:我曾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基于康大这一形象,进入21世纪大家应该怎样做?我一直认为其中一点是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所多元化的大学、一所跨国的大学,将服务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国家的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大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这就是我在康大努力推广的理念。
 
  从美国到中国———热情的推动
 
  记者:您曾用“百年伙伴”来形容康奈尔大学与中国深厚的渊源,能请您简单先容一下吗?
  雷蒙:是的,早在1879年,康奈尔大学就开设了第一门汉语课程。20世纪初叶,康大成为对中国留学生最有吸引力的美国大学,第一位毕业于康大的中国留学生施肇基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此外,力促中国近代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新学问运动”主要领导者胡适,中国语言学先驱、缔造语文改革的赵元任,杰出的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等人,都是康大的毕业生。
  记者:您曾多次率团代表康奈尔大学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多所高校开展了教学与科研的合作项目,积极推动着中美两国教育、法律相关问题的交流。您觉得中美两国在教育和法律领域内的交流合作有何重要意义?
  雷蒙:我上任伊始就致力于巩固康大在学术上的地位,并坚信这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康大与中国的合作成功与否。大家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和法学教育也呈现出相互借鉴甚至融合的趋势,而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国家,尽管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两国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也有较大差异,但世界的发展大趋势需要两国在政治、经济、学问、法律等各个层面寻找更多的共同话题,并展开广泛、深刻的合作。社会的发展使得大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相似,大家需要一种更为广泛合作的常设机构,加强彼此的联系与沟通。
 
  从北京到深圳———坚韧的开拓
 
  记者:2008年中国法学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国内知名大学相继采取行动。浙大将法学院冠名为“光华法学院”,并宣示自己重新实践起“教授治校”的理念;上海交大将法学院冠名为“凯原法学院”,并请著名学者季卫东教授担任院长;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正式挂牌。也就是在这年,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在深圳成立。作为创院院长,能请您谈谈学院创立的故事吗?
  雷蒙:正如你所说,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新时期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家们开始寻找各种对策。海闻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也萌生了创办一所按照最新、最高国际标准开展法律职业教育的法学院的想法。当他在纽约与我交流这个想法时,我发现大家有惊人一致的当下判断与共同语言,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并一直致力于中美法律领域的交流,在这10年里,中美法学交流已经成为我法学教育生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当海闻副校长来纽约找到我,希翼我出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创院院长一职时,我本人深感荣幸!
 
  从中国到世界———真切的祝福
 
  记者:2008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中国第一个法律博士(JD)学位教育项目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深圳)正式启动。法律博士(JD)学位教育项目发端于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渐至成为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通行模式。那么,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是否简单地复制此种模式呢?
  雷蒙:并非如此。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律精英,易言之,尽管北大国际法学院实行的是美式风格的法律教育,但其落脚点和最终关切却始终在中国。其一是北大国际法学院开展的是中国的法律博士(JD)教育,它是北京大学开设的一种法律学位教育,最终取得的也是北京大学的学位;其二,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教育最大的特色是国际化,学生不只单纯地学习中国法或美国法,还要学习欧盟法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重要法律制度,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目标很明确地定位在培养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并熟练运用跨国法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
  记者:也就是说,尽管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教育在培养目标、模式、师资、教学等诸方面与中国目前的本土法学院有很大不同(全英文培养环境、国际化师资队伍、与国际同步的教学设计),但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做一种“非我族类”的姿态宣示,而是要让学生在中国本土就能体验和收获真实的国际化法律学习与训练环境,从而在常识养成、视野拓展、思维锻炼、技能培训等方面全面与国际接轨,立足中国,融通世界。
  雷蒙:确实如此。北大国际法学院不求大,但求做到最好。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教育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法律教育,希翼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毕业生是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利益、能在全球化的法律舞台充分施展的国际化法律人才,希翼根植于中国的北大国际法学院法律博士教育,假以时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法律职业教育。
   情系中国跨越国界促进多元
 
    ■人物名片
 
  杰弗里·雷蒙(JeffreyS.Lehman)美国著名法学家,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中美法律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主席。1977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修数学),1981年获得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耶鲁大学法学院等从事法律工作。1987年至2003年就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和公共政策教授、法学院院长,《密歇根法律评论》主编。2003年起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2005年获得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在学生时代,青年雷蒙从高中开始学习法语,在大学期间他选修了法国文学课程。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去参观纽约市博物馆,正在欣赏馆藏的法国挂毯,此时过来一个法国旅游团,一位导游正在用法语先容这些法国挂毯。他努力地倾听法语导游的先容,尽管在校学习法语多年,但对导游的讲解仍然不知所云。博物馆的这次遭遇使年轻的雷蒙认识到,不精通法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法国学问。因此,他下定决心到法国去,到那里学习、生活和旅游。
  大学三年级整整一年,雷蒙都留在法国,住在一个法国家庭中,在法国大学里听课,在巴黎穿街走巷,吃法国菜,看法国影片,他的法语很快就流利起来,开始懂得法国人怎样生活、工作和思考,开始理解法国的艺术和思想。
  在这一年结束后,他回到了美国。他惊讶地发现美国与法国那么地不同,他有些怀念他在法国曾经那么熟悉的那些事情。回国后的雷蒙,仍然是地道的美国青年,依然如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已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美国青年,在其内心中,他是半个法国人———他眼里看到特别的东西都会同时从两个方面去思考,从美国的角度和法国的角度。
  法国经历丰富了年轻雷蒙的常识,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从而,使他可以超越舒适、熟悉的国度,来到遥远陌生的异国,接受新环境的挑战,体会不同的生活,包容思想和学问的差异,接受不同文明的洗礼。
 
    ■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大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
  ■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并一直致力于中美法律领域交流,在这10年里,中美法学交流已经成为我法学教育生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从院长到校长———务实的实践
 
  记者:您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职务长达9年,是当时全美最年轻的法学院院长,曾出任全美法学院院长协会的主席,被美国《国家法律期刊》评为40位“法学新星”之一。在这9年间您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雷蒙:在就任院长期间,我积极推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同世界各国著名法学院的交流合作,并注重在公共服务、法学写作及国际法等领域进行创新。由我主编的《密歇根法律评论》曾获得亨利·贝茨奖。我尤其重视法学院在社区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创建了城市社区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有关政府和机构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城市社区的法律援助问题,我非常乐于提供咨询和帮助。
  记者:2003年起您担任了康奈尔大学校长一职。从法学院院长到常春藤名校的校长,您始终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就职不久就在短短4个月内主持修改了具有140多年历史的康奈尔大学标志,并把它印在制作成中文的宣传册上。这样一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否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困难?
  雷蒙:恰恰相反,康大的办学传统与我的人生观和办学理想非常默契,使得我在康大的改革得到很多支撑。我对康奈尔大学传统的解读,归纳起来就是“革命的康大,亲爱的康大”。说它革命,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康奈尔大学建立于1855年,那时美国各大名校有宗教倾向,只收男生,而且一般只教经典科目,如数学、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康大不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准备接纳信仰各种宗教的男、女学生,提供一切他们愿意学习的科目。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亲爱的康大”,则源于学生们大多都会爱上它的事实,就算毕业了也还是非常忠诚。
 
  从“跨国”到“多元”———激情的改革
 
  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尔曾这样评价您:“康奈尔大学如此幸运地请到才华横溢的雷蒙做校长,这不仅仅会使康奈尔大学受益,而且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福音。雷蒙是一位杰出的学界领袖。他对把大学办成与社会相融的组织怀有真诚的信仰。”你的办学理念在高等教育界可说是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能请您先容一下吗?
  雷蒙:作为一名校长,我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对外,面对其他大学、政府和全世界,我是康大的代表;对内,人们希望我向整个康大提供帮助,包括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然而他们对康大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要帮助他们建立对大家的目标、历史和未来方向的一种共识。
  作为一名改革者,我认为应当树立“跨国大学”的理念。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记者:您曾在2003年获得“美国有色人种协会”颁发的“国家公正奖”,而这源于一场您被卷入的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的、源于“平权法案”引起的长达6年的诉讼,您是当事者之一。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案件的判决使得美国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使您在美国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威名远扬。教育的多样化是您极力推崇的另一大理念,能否请您谈谈?
  雷蒙:我曾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基于康大这一形象,进入21世纪大家应该怎样做?我一直认为其中一点是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所多元化的大学、一所跨国的大学,将服务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国家的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大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这就是我在康大努力推广的理念。
 
  从美国到中国———热情的推动
 
  记者:您曾用“百年伙伴”来形容康奈尔大学与中国深厚的渊源,能请您简单先容一下吗?
  雷蒙:是的,早在1879年,康奈尔大学就开设了第一门汉语课程。20世纪初叶,康大成为对中国留学生最有吸引力的美国大学,第一位毕业于康大的中国留学生施肇基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此外,力促中国近代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新学问运动”主要领导者胡适,中国语言学先驱、缔造语文改革的赵元任,杰出的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等人,都是康大的毕业生。
  记者:您曾多次率团代表康奈尔大学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多所高校开展了教学与科研的合作项目,积极推动着中美两国教育、法律相关问题的交流。您觉得中美两国在教育和法律领域内的交流合作有何重要意义?
  雷蒙:我上任伊始就致力于巩固康大在学术上的地位,并坚信这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康大与中国的合作成功与否。大家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和法学教育也呈现出相互借鉴甚至融合的趋势,而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国家,尽管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两国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也有较大差异,但世界的发展大趋势需要两国在政治、经济、学问、法律等各个层面寻找更多的共同话题,并展开广泛、深刻的合作。社会的发展使得大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相似,大家需要一种更为广泛合作的常设机构,加强彼此的联系与沟通。
 
  从北京到深圳———坚韧的开拓
 
  记者:2008年中国法学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国内知名大学相继采取行动。浙大将法学院冠名为“光华法学院”,并宣示自己重新实践起“教授治校”的理念;上海交大将法学院冠名为“凯原法学院”,并请著名学者季卫东教授担任院长;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正式挂牌。也就是在这年,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在深圳成立。作为创院院长,能请您谈谈学院创立的故事吗?
  雷蒙:正如你所说,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新时期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家们开始寻找各种对策。海闻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也萌生了创办一所按照最新、最高国际标准开展法律职业教育的法学院的想法。当他在纽约与我交流这个想法时,我发现大家有惊人一致的当下判断与共同语言,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并一直致力于中美法律领域的交流,在这10年里,中美法学交流已经成为我法学教育生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当海闻副校长来纽约找到我,希翼我出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创院院长一职时,我本人深感荣幸!
 
  从中国到世界———真切的祝福
 
  记者:2008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中国第一个法律博士(JD)学位教育项目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深圳)正式启动。法律博士(JD)学位教育项目发端于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渐至成为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通行模式。那么,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是否简单地复制此种模式呢?
  雷蒙:并非如此。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律精英,易言之,尽管北大国际法学院实行的是美式风格的法律教育,但其落脚点和最终关切却始终在中国。其一是北大国际法学院开展的是中国的法律博士(JD)教育,它是北京大学开设的一种法律学位教育,最终取得的也是北京大学的学位;其二,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教育最大的特色是国际化,学生不只单纯地学习中国法或美国法,还要学习欧盟法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重要法律制度,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目标很明确地定位在培养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并熟练运用跨国法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
  记者:也就是说,尽管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教育在培养目标、模式、师资、教学等诸方面与中国目前的本土法学院有很大不同(全英文培养环境、国际化师资队伍、与国际同步的教学设计),但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做一种“非我族类”的姿态宣示,而是要让学生在中国本土就能体验和收获真实的国际化法律学习与训练环境,从而在常识养成、视野拓展、思维锻炼、技能培训等方面全面与国际接轨,立足中国,融通世界。

情系中国跨越国界促进多元

    ■人物名片
  杰弗里·雷蒙(JeffreyS.Lehman)美国著名法学家,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中美法律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主席。1977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修数学),1981年获得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耶鲁大学法学院等从事法律工作。1987年至2003年就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和公共政策教授、法学院院长,《密歇根法律评论》主编。2003年起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2005年获得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在学生时代,青年雷蒙从高中开始学习法语,在大学期间他选修了法国文学课程。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去参观纽约市博物馆,正在欣赏馆藏的法国挂毯,此时过来一个法国旅游团,一位导游正在用法语先容这些法国挂毯。他努力地倾听法语导游的先容,尽管在校学习法语多年,但对导游的讲解仍然不知所云。博物馆的这次遭遇使年轻的雷蒙认识到,不精通法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法国学问。因此,他下定决心到法国去,到那里学习、生活和旅游。
  大学三年级整整一年,雷蒙都留在法国,住在一个法国家庭中,在法国大学里听课,在巴黎穿街走巷,吃法国菜,看法国影片,他的法语很快就流利起来,开始懂得法国人怎样生活、工作和思考,开始理解法国的艺术和思想。
  在这一年结束后,他回到了美国。他惊讶地发现美国与法国那么地不同,他有些怀念他在法国曾经那么熟悉的那些事情。回国后的雷蒙,仍然是地道的美国青年,依然如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已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美国青年,在其内心中,他是半个法国人———他眼里看到特别的东西都会同时从两个方面去思考,从美国的角度和法国的角度。
  法国经历丰富了年轻雷蒙的常识,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从而,使他可以超越舒适、熟悉的国度,来到遥远陌生的异国,接受新环境的挑战,体会不同的生活,包容思想和学问的差异,接受不同文明的洗礼。
 
    ■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大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
  ■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并一直致力于中美法律领域交流,在这10年里,中美法学交流已经成为我法学教育生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从院长到校长———务实的实践

  记者:您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职务长达9年,是当时全美最年轻的法学院院长,曾出任全美法学院院长协会的主席,被美国《国家法律期刊》评为40位“法学新星”之一。在这9年间您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雷蒙:在就任院长期间,我积极推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同世界各国著名法学院的交流合作,并注重在公共服务、法学写作及国际法等领域进行创新。由我主编的《密歇根法律评论》曾获得亨利·贝茨奖。我尤其重视法学院在社区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创建了城市社区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有关政府和机构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城市社区的法律援助问题,我非常乐于提供咨询和帮助。
  记者:2003年起您担任了康奈尔大学校长一职。从法学院院长到常春藤名校的校长,您始终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就职不久就在短短4个月内主持修改了具有140多年历史的康奈尔大学标志,并把它印在制作成中文的宣传册上。这样一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否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困难?
  雷蒙:恰恰相反,康大的办学传统与我的人生观和办学理想非常默契,使得我在康大的改革得到很多支撑。我对康奈尔大学传统的解读,归纳起来就是“革命的康大,亲爱的康大”。说它革命,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康奈尔大学建立于1855年,那时美国各大名校有宗教倾向,只收男生,而且一般只教经典科目,如数学、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康大不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准备接纳信仰各种宗教的男、女学生,提供一切他们愿意学习的科目。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亲爱的康大”,则源于学生们大多都会爱上它的事实,就算毕业了也还是非常忠诚。
 
  从“跨国”到“多元”———激情的改革
 
  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尔曾这样评价您:“康奈尔大学如此幸运地请到才华横溢的雷蒙做校长,这不仅仅会使康奈尔大学受益,而且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福音。雷蒙是一位杰出的学界领袖。他对把大学办成与社会相融的组织怀有真诚的信仰。”你的办学理念在高等教育界可说是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能请您先容一下吗?
  雷蒙:作为一名校长,我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对外,面对其他大学、政府和全世界,我是康大的代表;对内,人们希望我向整个康大提供帮助,包括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然而他们对康大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要帮助他们建立对大家的目标、历史和未来方向的一种共识。
  作为一名改革者,我认为应当树立“跨国大学”的理念。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记者:您曾在2003年获得“美国有色人种协会”颁发的“国家公正奖”,而这源于一场您被卷入的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的、源于“平权法案”引起的长达6年的诉讼,您是当事者之一。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案件的判决使得美国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使您在美国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威名远扬。教育的多样化是您极力推崇的另一大理念,能否请您谈谈?
  雷蒙:我曾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基于康大这一形象,进入21世纪大家应该怎样做?我一直认为其中一点是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所多元化的大学、一所跨国的大学,将服务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国家的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大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这就是我在康大努力推广的理念。
 
  从美国到中国———热情的推动
 
  记者:您曾用“百年伙伴”来形容康奈尔大学与中国深厚的渊源,能请您简单先容一下吗?
  雷蒙:是的,早在1879年,康奈尔大学就开设了第一门汉语课程。20世纪初叶,康大成为对中国留学生最有吸引力的美国大学,第一位毕业于康大的中国留学生施肇基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此外,力促中国近代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新学问运动”主要领导者胡适,中国语言学先驱、缔造语文改革的赵元任,杰出的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等人,都是康大的毕业生。
  记者:您曾多次率团代表康奈尔大学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多所高校开展了教学与科研的合作项目,积极推动着中美两国教育、法律相关问题的交流。您觉得中美两国在教育和法律领域内的交流合作有何重要意义?
  雷蒙:我上任伊始就致力于巩固康大在学术上的地位,并坚信这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康大与中国的合作成功与否。大家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和法学教育也呈现出相互借鉴甚至融合的趋势,而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国家,尽管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两国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也有较大差异,但世界的发展大趋势需要两国在政治、经济、学问、法律等各个层面寻找更多的共同话题,并展开广泛、深刻的合作。社会的发展使得大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相似,大家需要一种更为广泛合作的常设机构,加强彼此的联系与沟通。
 
  从北京到深圳———坚韧的开拓
 
  记者:2008年中国法学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国内知名大学相继采取行动。浙大将法学院冠名为“光华法学院”,并宣示自己重新实践起“教授治校”的理念;上海交大将法学院冠名为“凯原法学院”,并请著名学者季卫东教授担任院长;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正式挂牌。也就是在这年,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在深圳成立。作为创院院长,能请您谈谈学院创立的故事吗?
  雷蒙:正如你所说,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新时期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家们开始寻找各种对策。海闻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也萌生了创办一所按照最新、最高国际标准开展法律职业教育的法学院的想法。当他在纽约与我交流这个想法时,我发现大家有惊人一致的当下判断与共同语言,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早在1998年,我就开始并一直致力于中美法律领域的交流,在这10年里,中美法学交流已经成为我法学教育生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当海闻副校长来纽约找到我,希翼我出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创院院长一职时,我本人深感荣幸!
 
  从中国到世界———真切的祝福
 
  记者:2008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中国第一个法律博士(JD)学位教育项目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深圳)正式启动。法律博士(JD)学位教育项目发端于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渐至成为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通行模式。那么,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是否简单地复制此种模式呢?
  雷蒙:并非如此。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律精英,易言之,尽管北大国际法学院实行的是美式风格的法律教育,但其落脚点和最终关切却始终在中国。其一是北大国际法学院开展的是中国的法律博士(JD)教育,它是北京大学开设的一种法律学位教育,最终取得的也是北京大学的学位;其二,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教育最大的特色是国际化,学生不只单纯地学习中国法或美国法,还要学习欧盟法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重要法律制度,北大国际法学院的目标很明确地定位在培养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并熟练运用跨国法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
  记者:也就是说,尽管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教育在培养目标、模式、师资、教学等诸方面与中国目前的本土法学院有很大不同(全英文培养环境、国际化师资队伍、与国际同步的教学设计),但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做一种“非我族类”的姿态宣示,而是要让学生在中国本土就能体验和收获真实的国际化法律学习与训练环境,从而在常识养成、视野拓展、思维锻炼、技能培训等方面全面与国际接轨,立足中国,融通世界。
  雷蒙:确实如此。北大国际法学院不求大,但求做到最好。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法律教育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法律教育,希翼北大国际法学院的毕业生是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利益、能在全球化的法律舞台充分施展的国际化法律人才,希翼根植于中国的北大国际法学院法律博士教育,假以时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法律职业教育。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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